阿海,45岁,福建漳州龙海市港尾镇沙坛村人。今年,是他被父母“囚禁”的第30个年头。

“他很聪明,脑子很灵活……”这句话,董歪头夫妇常挂嘴边。

30年了,老两口单薄的记忆里,儿子永远是那个能干、会赚钱、懂事的小伙“阿海”。

30年前,阿海因为家贫辍学,去采石场凿起了石头。“阿海还从家里偷钱,去买芒果树苗,种在后山。”董歪头说。原来,阿海听说芒果卖得好,想赚钱贴补家用。

不久,他攒了一些钱后决心创业。家里东挪西借,好不容易为阿海凑齐了700多元“巨款”,让他购买抓鳗鱼的渔具。后来,阿海便和另一个伙伴一起出海捕鱼。直到某天早晨,阿海和伙伴准备出海时,却发现渔网不见了。

渔网丢了,阿海变得消沉,不爱说话,也吃不下饭。

  

阿海的父母都说,这可能不是儿子发疯的直接原因。那么,这年秋天,阿海怎么就疯了?

那年秋天,阿海帮邻家收割水稻,某天中午停工时,从一座五六米高的桥上跳下去,钻入河水中,想寻份清凉。在当天深夜,阿海来了疯劲。

董歪头说,阿海突然惊醒坐起来,抱着头一直叫。不久,阿海就把父亲踢下床,自己也从床上下来,一会儿翻来滚去,一会儿手舞足蹈,怎么劝都不停。

  

“估计是从桥上跳水,伤到脑子了。”30年后,阿海的父母只留有这份猜测。

最初的一年里,父亲董歪头,在一名识字邻居的帮衬下,辗转漳州、厦门两地求医。看病一年,花光了董家的所有积蓄。筹钱无门,这个悲苦的家庭只好中断治疗,将阿海接回家。

从厦门到龙海,要坐客船。董歪头说,阿海经不起颠簸,一上船就发作,到处躲避,到处追人。董歪头回到家后就将阿海关了起来。被囚的30年,阿海曾两次逃出来,其中一次,伤了人。两次出逃后,董歪头借来2000多元,在自家房后盖了一间石屋,用来“看管”儿子。

母亲肖红婴每日都会将一日三餐从石屋墙上的洞口递进去,洞里的石壁已摩擦得有些光滑。阿海脾气很燥,他经常将食物和水从洞里扔出来。

邻居杨阿婆说,邻居们常常到石屋门前看阿海,但无论怎么叫唤,阿海就是不肯应答。只有被叫烦了,他才会发作大叫,这场景吓得邻居们都害怕。

  

慢慢地,阿海不再开口说话。

再后来,阿海的声音,仅仅是夜深人静时,从石屋里传出的怪叫和歌声。

“等我们死了,阿海怎么办?”这是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心底最深的忧虑。直到今年,一家三口的低保才办下来。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至少阿海还有老两口照顾。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有精神病院能够收留阿海,让阿海得到更好的照顾。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阿海这样被关起来的重症精神病患者。

对于心灵展开于阳光之下的普通人,描述重度精神病患者幽暗而错乱的精神世界,是个难题。

  

它让一个人突然变得可怖而陌生,毫无“理由”地杀父、杀妻、杀陌生人。无奈的亲人只能把患者关到自制的铁笼;或是请求警察把他关进监狱;又或是把他“遗弃”在精神病院,永不探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的数据显示,中国重度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不到1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重度精神病人。其中10%有潜在暴力倾向,很大比例的这类病人被关了起来,成为了“笼中人”。

  

而这个群体的救助方却显得“弱小”,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救助所依赖的医疗基础设施,也显得“单薄”。

5月1日,《精神卫生法》施行,限制自由的手段被法律所禁止。但因经济条件限制,家庭关爱不够,村落、社区对精神病人认知恐惧以及病人本身的攻击性等原因,而政府部门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财力、人力所来保障重症精神病人的福利保障,铁笼成为大量重症精神病人的最终“归宿”。

  

没有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的支持,“笼中人”的命运难以改变。

摄影/文字:王龙志 蓝宝兰 编辑:王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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