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沉浮的福州金箔

早上8点一到,福州金银工艺厂内开始不时地传出震耳的打锤声。几十名员工埋首在机器或者案前,负责着金箔制作的不同工序。最终的金箔成品,被放在了不同规格的玉扣纸上,薄如蝉翼、轻如鸿毛。副厂长陈祥利说,这些金箔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大部分都是慢工细活,工艺流程无法全部用机器取代。

历经沉浮的福州金箔

金箔制作工艺在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年)传入福州。清朝末年,福州金箔私人作坊发展到十余家,三三两两各自为阵。当时金箔主要用作佛像、建筑物、工艺品上的贴饰,或是制成金线用于皇家贵族的服饰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福州金箔的销路一度停滞,各店号纷纷倒闭,有些作坊不得不将部分生意转向锡箔业。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福州的几十家金箔小作坊,合并成两家金箔联社“联顺兴”和“合兴隆”。当时,两家商号每日能生产1万至2万张金箔,销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一带。

1955年,经公私合营,“联顺兴”和“合兴隆”重组变成人民银行旗下的企业“福州金银工艺厂”,30多位从事金箔制作的民间手艺人也随之并入工厂。

文革爆发后,由于“破四旧”等原因,工艺美术行业遭到摧残,而金箔作为佛像、寺院、工艺品的贴金材料,也难以逃脱厄运。金箔工厂停止生产,被合并到当时的冷压带钢厂,而厂里的手艺人大都转行制作毛泽东头像徽章等五金。这样的困境一直到文革末期才有所缓解。如今的金箔工厂副厂长陈祥利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金箔行业的。

寥寥无几的传承人

文化大革命后,制作金箔的老手艺人的一部分子女以“补员”的身份进入工厂学技艺。陈祥利的父亲陈其坤是老一代的金箔工艺人,上世纪30年代末,他进入福州当时最大的杨氏金箔坊当学徒,经历了福州金箔的繁荣与衰败。小时候,陈祥利经常跟着父亲到厂里玩耍,耳濡目染,高中毕业后,他继承父业进入福州金银工艺厂学习打金箔。

陈祥利跟着老师傅从最基础的打锤学起。打锤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十分不易。怎么把夹在乌金纸之间的金片捶打得厚薄均匀、平整?何时该停下来给金片散热?——这些都需要丰富的捶打技巧和经验判断支撑,其间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陈祥利每天对着空气不停地挥舞锤子,练习捶打姿势,光是学习这一工序技艺,就花去了他3个月的时间。

改革开放后,金箔制造工艺上的部分工序渐渐被机械代替,手工艺人们慢慢从繁重的纯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金箔锻造的部分工序依旧依赖于手工操作。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天在封闭的厂房里举着一只重达8斤的铁锤捶打上万次,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金箔行业的手艺人收入不高,在和陈祥利一起进厂当学徒的年轻人中,很多忍受不了重复单调又消耗体力的工作,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最后只留下了不到10名的学徒。

这样尴尬的场景如今依旧在金银工艺厂上演着。“有些人只做了一两天就辞职不干了。”陈祥利说。上一代的老手艺人年事已高,相继退休,现今的传承技艺人寥寥无几。华丽的金箔点缀着辉煌的建筑、精美的手工艺品,它的手工制作技艺却一直被当做工艺艺术的一个“旁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28岁的詹赟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前他在一家药厂工作,去年年底才开始接触打金箔。要不是前领导的介绍,他也不知道原来那些金光闪闪的佛像原来是身穿无数片的金箔,而非简单地被喷上金漆。最初的打锤训练同样让詹赟筋疲力尽,“刚开始那会儿,每天都觉得自己手快断了”。持续的练习让他慢慢地找到了窍门,最近2、3个月,詹赟终于觉得自己上手了,“打金箔不能用蛮力,还是挺讲究天分的”。詹赟坦承不知道自己会在金箔行业里待多久,“走一步看一步吧”。

面临挑战的市场

福州的金箔业不仅仅面临着技艺传承人渐少的境遇,同时面临着市场日益狭小的压力。福州金箔除供本地需要外,还销往东南亚一小部分地区。福建崇尚宗祠及神明文化,东南亚民间佛教信仰盛行,脱胎漆器等工艺品深受追捧。宗祠寺庙的修建、佛像的制作、手工艺品的加工为福州金箔提供了市场。

但随着政策与环境的变化,脱胎漆器等手工艺品产量急剧下降,许多宗祠的修建进入喘气期,今年金箔的销量稍显惨淡。“往年工厂这会儿都在赶工,今年明显没那么忙碌了。”福州金银工艺厂的陈厂长说。

带来的冲击的还有金箔替代品。中国黄金市场开放后,金箔私人作坊日益增多,但是很多作坊的金箔纯度难以保证。市面上充斥着工业用的“假金”,成本远远低于锻造的金箔,一般人难以把两者区分开来。这些因素让福州金箔的经营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图: 周佳霓     文:蓝宝兰 周佳霓腾讯大闽网新闻中心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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