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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标会能否成为低风险融资渠道?

2010年10月15日20:55南方农村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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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标会能否成为低风险融资渠道?

  《南澳县云澳镇民间标会扫描》新闻追踪

  南澳县云澳镇居民赵小兰侥幸躲过一次“倒会”。2006年末,在镇里出现第一宗“倒会”事件半年后,以春节需要用钱为由,赵小兰向“会头”李金喜要回2000多元参会款。几个月后,李金喜携款出逃。

  不过,赵小兰并未对“标会”彻底失去信任。2009年,赵小兰买房子,又把目光投向“标会”。云澳镇的“标会”已经销声匿迹,这次,她把目光投向相邻的深澳镇。据介绍,深澳镇“标会”至今运行状况良好。

  标会的系统性风险

  对赵小兰来说,热衷参加“标会”,并非缺乏警惕。2004年,她选择参加“会头”李金喜发起的“标会”,已经做了充分的风险考量。“我和李不在同一个村,每次交参会款得步行15分钟——在镇里,这已算不近的距离。不过,李金喜的信誉,在整个南澳县都是响当当的!”

  “人品好,家底厚!”李金喜的名气不仅吸引了赵小兰这种跨村“会子”,更有邻镇居民慕名而来。在赵小兰的印象中,每次到李金喜家参加竞标,总能碰到几个不同镇的“会子”。

  然而,2006年云澳镇第一宗“倒会”事件之后,李金喜不久就成为镇里第二名携款出逃的“会头”,这让赵小兰至今感觉意外。实际上,距离第一宗“倒会”事件,李金喜确实顽强坚持了半年。在这期间,一些“会子”继续保持了对李的信任,云澳镇居民刘鹏正是其中之一。不过,在刘鹏看来,即便不是恶意,李的出逃也暴露了“标会”的系统性风险。

  资金关联是一个重要原因。刘鹏介绍,“会头”挪用参会款是必然的,多数“会头”都习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垫补挪用资金的缺口,“会头”间往往存在资金拆借。一个“会头”倒下,极易对其他“会头”的资金周转产生严重影响。

  更大的问题在于,作为不合法的融资渠道,信用基础往往很脆弱,一宗“倒会”足以对公信力造成致命打击。刘鹏认为,赵小兰能够轻易撤回资金,是“会头”稳定人心的需要。“在平时,入了会哪能随便要回参会资金?但是,在信用受到质疑的特殊时期,‘会头’如果不给退,可能引起更大恐慌!”

  参会款退给“会子”,为了维持原有规模,“会头”只能自己垫付资金,这对会头而言,实际上形成了双重资金压力。“李金喜出逃前,刚好是学校开学,很多‘会子’都急着用钱。部分资金退出,据说形成了超过6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这样的‘标会’,怎么可能不倒?”

  邻镇的成功样本

  赵小兰的娘家在相邻的深澳镇。这些年,深澳镇的民间“标会”同样兴盛,不同的是,云澳镇的“倒会风波”并未波及至此。实际上,尽管相距只有10公里,但两个镇的“标会”却明显不同。

  “深澳镇每个‘标会’一般不会超过10人,通常知根知底的熟人才会被接纳。”8月30日,深澳镇居民赵小君(赵小兰的妹妹)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在其参加当地“标会”近20年的经历中,基本上都是如此的人员规模。

  “‘标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之上,规模一旦做大,风险必然增大!”长期关注农村金融的草根金融论坛发起人谢勇模认为,范围扩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及伦理约束减弱,会大大增加违约的道德风险。

  会员少,也意味着一次“标会”周期不会过于漫长。一个20人的“标会”,参会完要接近两年,缩短为10个月(10名“会子”),发生变数的风险降低了一倍。

  更为关键的是,把成员控制在少数熟人之间,更能保证“标会”是一种互助而非投机组织。据赵小君介绍,在深澳镇众多“标会”中,不仅参会金额小,每人每月出资仅为200元,而且,这么多年来深澳镇竞标金额也很低,大都在二三十元左右。

  2009年,赵小君小孩住院,在当地农信社借了近4万元。不过,通过参加多个“标会”,她很快凑了近万元还给农信社。“算起来,‘标会’的成本更低。最低时,15元即可中标,就算首月就竞标,月利也不到七厘!”

  “云澳镇经常高价竞标,‘会子’很容易产生投机心态。一些云澳镇居民,也想托亲戚来我们镇参会,但一般都不会被接受。”8月30日,赵小君笑着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正是这样的谨慎和封闭性,保证了该镇至今从未发生过“倒会”事件。

  这种说法,也得到云澳镇“会子”的认同。“云澳镇有些人急需用钱,没办法只能标到八九十元。拿到钱后,一方面心里不平衡,另一方面又负担不了这么高的利息,索性就赖会了!”刘鹏说。

  与资金互助社互为补充

  “标会”并不只在南澳县盛行,在整个潮汕地区都广泛存在。8月20日,在汕头市澄海区岭亭村,记者随机走访了一些居民,受访者对“标会”都十分熟悉。在一处名为“广安电子”的门市部里,老板介绍,因为当地几年前发生过“倒会”事件,现在“标会”减少了很多。不过,相隔不远的另一处商铺老板则告诉记者,在当地众多玩具厂中,“标会”依然是盛行的融资方式。

  在民间资本发达的江浙地区,“标会”更是无处不在。据此前媒体报道,浙江省温州市金乡镇几乎家家都参“会”,有的一家参加好几个会,全镇8000户,参会资金总额约2.4亿元。拥有120万人口的浙江省温岭市,卷入“日日会”的人数有11万人次,几近十分之一。

  迫切的融资需求为“标会”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土壤,但与此同时,“倒会”事件不断发生。如何看待“标会”的存在?

  “不能简单地把‘标会’等同于非法集资。以投机、欺诈为目的,那当然是违法的。但是建立在血缘、宗族关系上的资金互助,则是法律允许的。”全国首家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推动者姜柏林认为。

  在潮汕地区,最初的“标会”形态就是一种彻底的互助组织。8月21日,汕头居民姚启明向南方农村报记者回忆起30年前参加过的“标会”:“七八个熟人聚到一起,每人每个月交10元——那时月工资才30多元——不用竞标,大家抓阄决定使用资金的先后顺序!”

  具备互助性质的“标会”,与目前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有什么差别?在姜柏林看来,把“标会”引导发展为资金互助社,才能更好的成长壮大。

  “‘标会’都是临时性组织,一届标会周期,5年算比较长了,期满后就解散,不会有任何积累。如果能够发展为资金互助社,有固定的机构和运作机制,则可以逐步发展壮大!”姜柏林认为。  “在浙江,‘标会’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标会’金额差异较大,有10万、20万甚至50万元的;竞标周期可以是每月一次,也可以事先约定三个月或半年一次;每个月的参加金额可以是几百元,也可以上万元。人数也从10多人到100多人不等!”8月31日,浙江省玉环县九山农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苏光锋告诉记者,尽管当地也发生过“倒会”事件,但这几年“标会”发展已趋于健康,灵活多样的“标会”可以成为资金互助社的补充。

  “如果会员限制在本村,‘标会’风险不会太大,也可以解决农民的融资难题,不应该管得太严。但是,如果规模发展到乡镇一级以上,那么国家应该尽快通过出台《借贷款条例》等有关民间借贷的法规来规范引导,或者干脆发展成为资金互助社等其他形式,否则风险太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表示。(因涉及债务隐私,文中赵小兰、李金喜、刘鹏、赵小君、姚启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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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m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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