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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考古与器物之美

2011年05月16日16:06腾讯大闽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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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考古与器物之美人类考古学上的奇迹,犹如满天星斗,而十九世纪首尾两端的两个故事却最为精彩:一是德国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iemann)通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伊斯坦布尔以南找到了特洛伊古城,后来,又在希腊发现了阿伽门农面具和迈锡尼,希腊古文明遂呈现于世;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有中原估客,卖“龙骨”给京畿人,被翰林进士王懿荣发现,遂有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大发现,把华夏可证的历史提前到了(殷)商。这都可谓考古之美。黄帝寻玄珠,禹铸九鼎,卞和氏献玉,反被刖足,司母戊鼎偶出坊间,险为倭寇略走,而最终庋藏于国家府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伏生、孔安国就壁中书叙《尚书》古文,文革劫灰之余,王世襄老人奉献《锦灰堆》雅赏竹刻、髹漆、鸽哨、灵笼之书,都因器物发生过帝王将相、贤者大儒、凡人弱冠的故事,或凄美、或悲壮、或险象环生,或君子雅赏温润如玉,均可笼统称作器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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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器物之美,可提供两方面的资据:一是伴随古器物生出的背景,人与事。比如,孔子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已矣夫”,此事就牵涉到著名的“河图洛书”这一书契学的大问题,从伏羲到大禹,从皇帝臣子史皇作书,到孔子观夏道叹礼制有所损益,而史料不足证,并叙《春秋》,那是一个关于器物、图像、书契漫长的故事;二是器物本身的制度,器物就在一个“变”字,因时势而变,因政治制度而变,因审美习惯而变,而且还有域别形殊之变。比如,玉器,上古多工具,三代多礼器,秦汉多食具涤器、避邪、蝉鸟,仙人骑马,唐宋后则多伎乐、舞甬、文房玩件。再如琮、璋、圭、璧、璜、琥六瑞之属,在夏商周,无论体量,还是纹饰,都迥然有别。古蜀三星堆文化的牙璋,可长达三米以上,而中原丰镐商周之地,不过以寸计尺量,相差甚远。

不同地域的考古,带出了这些差异,北方多素器,南方多纹饰,中原多片状器物,而外省(古称夷蛮)却多圆雕,其中三星堆神巫偶像优胜,不仅造型奇诡,而且尺度、工艺之精湛也绝不输埃及、希腊的古代雕塑,国人不惊不诧,麻木而已。当然,也就此带出了差异之间的和与同,比如,蜀地的人形玉珏,已越秦岭,闪现于伊洛间,更有意思的是,竟也出现在台湾的卑南文化中。再者,三星堆文化(四川广汉)、小河沿文化(内蒙敖汉旗)、大溪文化(重庆巫山县),也都有相同的玉石人面器,何以因袭如此,仍是个谜,所以说考古与器物,是切切不可分割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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