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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是红旗不倒的革命堡垒

2011年04月25日10:04福建党史月刊吴升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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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革命斗争“红旗不倒”有三个显著的标志:一是党的组织长期存在,党的红旗始终不倒;二是革命武装长期存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三是土地革命果实长期得到保留。

1940年夏收前夕,国民党龙岩县政府在策动地主收租夺田失败、开办农场计划破产的情况下,又变换手法,借口支援抗战,提出向农民征收“军米”,强迫每保出卖米谷3000斤,压低价钱至三分之二左右,并决定先在东陈、西陈、铁山三个区收起,然后在全县普遍收买。这乃是强加给农民的一项额外沉重负担。龙岩县委及时揭穿这是变相收租的诡计,并发动农民群众坚决抵制,先是指示东陈等三个区的党组织,利用其掌握控制的保甲长,同时争取联保主任,通过他们出面向国民党区乡政府当局为民请命,申诉农民无法上交军米的各种理由。接着在早稻收成季节,组织发动三个区的数千农民向地方当局请愿,强烈要求免交“军米”,许多农民还同国民党派到乡下催收军米的军警发生冲突,各区区长因此纷纷向县政府告急,县长只好把收买军米的责任推到国民党汀漳师管区。于是三个区的党组织又通过30多个保甲长到师管区为民请命。国民党军政当局眼见收买军米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搞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于是,反收买军米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中共永定县委在革命支点村领导群众开展保田斗争,采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根据国共和谈达成的协议,规定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维持原状的条款,据理力争;当地主带武装来逼租时,则采取拖和躲的办法,或改换土地座落名称等,使地主无法收到租;对个别恶霸地主则进行镇压,使其他地主不敢作恶。而在上杭的古田、蛟洋和白砂部分乡村,自土地革命分配后,一直维持保留土地革命果实。地方实力派傅柏翠在古蛟地区还仿效十九路军颁行的“计口授田”办法,搞过试点,又采取抽死补生办法,三五年调整一次,后来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许可,农民分得的土地列册陈报批准,确定了产业权。

1943年,国民政府要求各省先后订出办法择区试办。由于国民党福建当局特别不满龙岩“迄今全县四分之三土地,尚存留生授死归不纳地租”的现状,便把龙岩当作试办扶植自耕农的实验区。

早在1942年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就派出省府地改局秘书林诗旦出任龙岩县长,并“以解决土地问题相委”。林上任后在省府派出的土地问题专家屠剑臣的“佐理”下,依据国民政府的扶持自耕农的政策精神,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是:“将有纠纷的土地,由政府依法实施征收,转售与需要土地的农民,其所需资金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以领地人分期缴付之价款归还原业主”。林诗旦等拟定的方案被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所采纳并报国民党行政院备案。这样,从1943年9月起至1947年12月,扶植自耕农分五期在龙岩县的20个乡镇实施。此外,国民党当局还在闽西的其它县推行过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也使得在共产党力量较为薄弱的乡镇的有些农民被迫倾家荡产缴交地价款。据新中国土地改革前的调查,在闽西实际推行“扶植自耕农”的地区有龙岩、上杭、永定、武平等县的39个乡,67970人。

国民党在闽西所搞的“扶植自耕农”运动,其根本目的是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对现实的农村土地关系进行某种有补偿的调整,藉以缓和阶级矛盾,争取农民。这样做的实质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承认地主土地业权。这种名不副实的土地调整政策,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并且耗时太长,代价巨大,而收效又甚微,因而难以在闽西全面推行。所以,到了抗战后期,当中共闽西党组织恢复活动,重建自卫武装后,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反对“扶植自耕农”的斗争,迫使龙岩国民党当局只好于1947年底将扶植自耕农的办事机构也取消了。这样,国民党吹棒一时的“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最后也在闽西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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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m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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