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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形成盗、抢、售产业链利润高达数十倍

2011年08月05日15:46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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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呵护好这些孩子需要我们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为农民工开办廉价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像专家建议的提高对买孩子一方的惩罚力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比如说把女孩子养大了,再去卖到色情行业的。”

心爱的儿女离开自己,他们未来的人生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是否是否穿的暖、吃的饱,是否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享受教育,病了有没有人管,一想到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感到钻心的痛。

“我们孩子开始丢的时候,还不敢跟老人说,一想到老人心里面就难受,本来老人的身体就不好,孩子又丢了,我们结婚了五六年,才有这么一个小孩。”

洪涛,从云南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里,我注意到,现在拐卖儿童已经形成了一种家族式、专业化、跨地域的犯罪网络。你想人贩子得手后,半个小时不到就能把孩子转移走,等到家长发现孩子不见了,再去报案的时候,孩子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警方很难马上找到破案线索。

人贩子这样的速度和效率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办到的。那么,这条地下产业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其中又隐藏了多大的暴利呢?

警方称,拐卖孩子已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服务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东莞、昆明这些地方,一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那犯罪分子从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说在个别的地区,这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过去比如说在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几千元钱,它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那么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那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是伤天害理的。”

记者:“在发达地区,这个孩子,一个男婴,能卖多少钱?”

王大伟:“这个要几万元钱,甚至说还要再高一点。”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这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同时人贩子也告诉记者,他们只相当于中间的零售商,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那么,这些孩子批发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了批发孩子的人贩子。

犯罪嫌疑人:“一个小孩卖一万一。”

批发孩子的人贩告诉记者,他的进货渠道,有的也是从别的批发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偷孩子的人贩那里买来的。而偷孩子的成本最低,赚的也最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它成本就是我能盗就盗,能抢就抢,能拐就拐,他(人贩子)顶多是个运输成本。”

王大伟告诉记者,从偷孩子到把孩子卖出去,这些人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费用,利润往往在10倍以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巨额暴利的驱使下,才敢于铤而走险。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拐小孩很容易得手,简单到就是有的抱着小孩说走,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他一粒糖,一颗大白兔或者一瓶酸奶,箫墙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就被他抱走了。”

花个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的成本,就能一捣手赚上几万块钱,这就是吸引那些人贩子铤而走险的暴利空间。

除了巨大的利润,人贩子还看中的就是城市里那些有利于他们下手的治安盲点。你想,一个孩子即使卖几万块钱,这中间也要捣好几道手,有好几个人来分,对人贩子来说,要想赚大钱,只有找到能经常下手的地方,他们瞄准了哪里呢?再来看看。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东莞还是昆明,儿童失踪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都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在昆明官渡区护福村,来自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告诉记者,他的两个男孩在家门口被人拐走,至今没有音信,而4年时间里,他统计昆明城乡结合部的失踪儿童就达到将近200名。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云南)昭通,四川,福建我们都去了,我们去的地方多了,现在我们找得一分钱都没有了。”

记者注意到,在城乡结合部,你能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口音,联防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昆明市官渡区前卫镇福德第二巡访中队队长谢道红:“有27个省份的人(住在这里)。”

谢道红告诉记者,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同时外地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同样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驻居民只有56万人,但是外来人口超过了100万人。

谢道红:“近几年比较难管理。”

大量来昆明打工的人员就拖家带口地,挤在这样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楼里面少则5、6户,多则10几户,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城中村就变成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丢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王兴普:“晚上八九点钟你出去,假如你是女孩,你身上要是面前吊一个手机,你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不注意他就给你抢去跑了。”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全家的收入并不高,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就只够维持温饱,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难考虑。在官渡区的一个村子里,记者看到,父母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只能自顾自的在巷子里玩,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这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看不出来谁是她的家长。眼前的这个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他一下。就在记者采访当天11点钟左右,在这个墙角又丢失了一个孩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他们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也没有专人去照顾孩子,所以这一类盗抢婴儿的事件时有发生。”

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

昆明官渡区这些城中村时常丢孩子,在当地早就不是什么新闻,我们栏目前几年也曾经调查过。没想到,几年过去,这里拐卖儿童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拐卖儿童既有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经济落后等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建议。

采访中,王大伟教授告诉记者,之所以几十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现象,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对买孩子的家庭打击不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这些盗抢婴儿如果没有买方市场,它也不能形成气候,而正是由于有了买方市场,有很多人有传统思想作祟,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比如抱个孩子来,两个孩子好养活,这种思想作怪,所以存在一个买方市场,那么也就说加速了犯罪的泛滥和蔓延。”

王大伟告诉记者,在打击拐卖儿童的行动中,犯罪分子遭到严厉打击确实大快人心,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那些花钱非法从人贩子手中买来儿童的家庭,却很少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集合起来围攻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

王大伟:“有可能你去解救的时候,收养方甚至还不高兴,甚至说收养的村庄还组织人来和公安机关作对。”

人贩子违法盗抢、拐卖儿童,需要付出成本,他们不可能发善心去把儿童免费的送给别人抚养,而一些家庭花钱买来儿童,已经和合法的收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现实却是,一些家庭买来孩子后,通过多年的生活,往往建立了感情,这种情况下,即使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导致非法买卖人口的所谓“养父母”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这样的宽容虽然展现了人性善的一面,但它也是滋生犯罪最大的温床。

王大伟:“要坚决的打击,即使说你是为了‘收养’目的,你没有去贩卖,但是你要是明知他是被贩卖的,拐卖的儿童,我个人认为也要追究他的责任,当然不一定是刑事责任,但是也要让他受到一定的惩罚,绝不允许这种案件泛滥成灾。”

针对目前对拐卖儿童打击偏软的现实,王大伟也建议,预防孩子被拐卖远比发生拐卖后再去找寻更为重要,所以应该多给孩子一些社会常识的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糖果。同时,孩子万一被拐,他也希望家长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自救。

王大伟:“孩子上学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上初中的孩子,那么女孩子更要,这是英国的东西,也就说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色狼或者是人贩子,我们把它拉开,你看,尖叫报警,即不伤害儿童,又可以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寻人扑克,这上面联系电话什么都有,有寻亲热线,也有孩子照片,出生日期,失踪地点,你像这个是发了40万副,把这个孩子的照片还有电话都放在里头,结果最后找回了13个。”

半小时观察:

公安部的最新消息说,这次打拐行动中,298个被拐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不过,成绩背后还有个沉甸甸的数字,1900多个解救出来的孩子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仅仅依靠警方一场场打拐行动来解救被拐儿童,经济成本社会成本都太高昂。呵护好这些孩子需要我们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为农民工开办廉价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像专家建议的提高对买孩子一方的惩罚力度。堵住这些漏洞,将会挽救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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