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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的教育产业化?“教育商业化”!

2011年10月13日16:04黄冈招生考试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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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招生考试网消息 以“教育产业化”之名,行“教育商业化”之实,在我们这个本来就缺乏教育资源的国度屡见不鲜。本来,凡事明明白白说出来就是了,可我们的教育行政工作者却偏偏要戴个大帽子,说什么“产业化”,掩饰其强买强卖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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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玩的什么鬼花样?

曾经有一位犹太商人总结出这样的生意经:做生意要盯着女人的腿和孩子的嘴,这一观点在今天被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恐怕是这位犹太老兄始料未及的。

不信你去问问今天诸多孩子家长,提起教育乱收费,哪一个不是怨气难咽?有一位家长,因为被学校多收了2400元的“捐资助教”费,愤而向媒体投诉。在记者的斡旋下,校长答应将不该收的钱退还予他,这下反倒让这位家长犯了难,这钱是去领还是不去领?去了校长肯定知道是他向媒体告了密,不去又心有不甘。是啊,孙猴子再厉害也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最终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11岁女孩冀彩红是石家庄某郊县一所村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长年多病,母亲精神失常,为了继续学业,她不得不在放学或周末帮着父亲四处拾荒。而她挣来的血汗钱常常被一些无用的资料和教辅教具吸走了。些制作粗糙价格不菲的学具和诸如《黄冈AB卷》之类的教辅教材快要成为她的一块心病。现在拾垃圾的人越来越多,一整天拾下来能卖上四五元钱就非常不错了,这笔收入恰好和这样一件学具相当,而这些小杯棍棒之类的东西对她来说根本就是摆设,又舍不得当垃圾卖掉。

如果你觉得冀彩红的个例有些极端的话,在城里翻翻小学生们的书包,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数数用的小塑料棒,袋装的各种教辅教材和教具、美术课上发的石膏蛋和大公鸡、识币卡、期刊杂志……学校自己编辑的作文书自然是入学必发,孩子一入学除了价格不菲的书包和校服外,还必须订各种期刊杂志,这些书和杂志孩子们都没读过,因为上面的字他们都不认识。有一种全年定价为36元的杂志上的文章大都从别处摘转而来,信手翻阅两期,不时有《家有“贤夫良父”》、《专偷高档车的少年》、《刻进年轮的感情》、《我们这样做母亲》之类的文章闯入眼帘。接二连三下发的学具,低年级的学童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已经读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还在发数数用的塑料棒,发给小孩子的识币卡,有的“假钱甚至比真钱还要贵”!有的学生的课外辅导资料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密密麻麻给出的均是这样相近的题目:“9+4=?”“12-9=?”“12-7=?”从教多年的小学老师说,这样的题卡除了剥夺孩子课外时间增加他们的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外,她还想不出来这书对孩子有什么别的益处。孩子们的统一防近视作业本比市场上贵0.2元,而有关眼科专家介绍,天底下根本没有防近视的作业本。

最令家长们恐惧的事情还是学校的各种“特色班”,不知何时,学校的各种班多了新鲜的名头:数学课衍生出“奥班”、“珠算班”;音乐课衍生出“电子琴班”;“英语班”也早早开班……班多了,费用开始直往上窜。有些班虽然没有强制,老师还是建议家长“目光要长远”,毕竟,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泛滥的特色班和名目繁多的收费除加重学生家长负担外,也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一部分老师心理失衡。一些老师不是热衷于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地办起了特色班;另外,部分优秀教师开始把目光转向行政岗位,以求得职位上的升迁。

一位青年老师讲,讲课不如办班。比如办个电脑班,收了47个学生4700元费用,轻轻松松地照看一下学生,一学期下来总可以拿上300元吧?虽然大头不知道哪儿去了,但心里还是踏实。你要是一心扑在教学上,累死累活一学期干到头,到年终再给你评个先进,才发给你多少奖金?

■“教育产业办公室”的圈钱内幕

孩子们名目繁多的教辅教具和资料从何而来?读完下面这则自述,或许你心中会有一个眉目。3月23日,一位自称是某县教育产业办公室主任的人给报社发来电子邮件,信中陈述教育净土存在惊天不净,并希望通过媒体揭露这种丑恶现象。信中这样说:

我是一个大发教育横财的教育工作者,目前退休在家。退休了,时间有了。人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然我只是退休,并非死期将至,只是时间充裕而已。我有国家给的丰厚的退休金,有相当可观的存款,但每当我看到有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看到那些下岗工人和辛勤躬耕的农民,心里也会良心发现。回想这些年来,我走过的致富路,很有愧,愧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想我应该把我这个“业内人士”如何在教育界“圈地洗钱”的经历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在教育“净土”上存在的惊天“不净”,为的是提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让更多的孩子上学,实现理想,走上为国家效力的路。

我退休前是某县的一个教育产业办公室主任,几年前我软硬兼施一路厮杀当上正职。我们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学校和学生的学习用品,如教案本、粉笔、学生作业本、校服、红领巾、体育用品、煤炭等等,一句话,凡是学校用的着的东西下发到学校、下发到学生的手中。我任职第一天,商人好像从地里钻出来一样,让我一夜之间尝遍“老板”滋味。从此,我发现钱挣得太容易了,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地区居然也能“圈地洗钱”。光说学生作业本这一项,全县10万学生,每个学生我要强行供10元的作业本,不要不行,仅这一项就是100万元。我们所做的事就是让学校收上钱,其余的生产、运输、发放等程序我一概不管,厂长们把事都办了。对于厂长来说,把这么大的一个钱包交到他手里,他该给我多少心里很清楚。当然,钱不能一个人要,一些部门、一些人要打点。比如,物价部门知道从街上买学生用作业本一个才0.3元,我卖给学生0.6元,要想物价局不来找麻烦,要定期周到一下,或干脆“聘请”管这事的人当“物价监督员”不就行了!比如有的校长说有“难处”,你就说这是某某领导的意思,你刚上任要配合工作啊。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都要有回扣,不然最关键的钱就收不上来。只要是打发好了,说不定下次他们会主动找上门来呢。

路走顺了,财源滚滚而来。每年大量的教案本、粉笔、学生作业本、校服、体育用品、煤炭、保险、纯净水等等天文数字的教育用品用大卡车发到学校,我们发了横财。一些领导也搀合进来。有一次一个领导从“盗版图书一条街”上买来一批学生用小字典,批发2.1元一本,定价11元,硬是让我县的5万多小学生每人一本,按“定价”发到小学生手里,你算算他一次赚多少?注意,心脏不好的不要算。也许有人说,玄!文教局就不管?我说你这个人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头上少根弦。要想取得领导支持就一个字——送! 送得合适了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接着送就有人给你出办法下发红头文件,如教育经费不足啦,办公经费紧张啦,学校有危房啦,学生服装要统一整齐划一啦,教育用品要经济实惠啦,体育用品要结实耐用不然要伤着师生啦,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啦等等,这些年什么词都用过,都是支持教育的口号。其实明眼人最清楚,真正用到正地方的只是九牛一毛,绝大多数还是到个人手中,要不然谁还吃饱了撑得冒着违纪挨处分的险,费这么大劲搞教育“三乱”。

正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教育产业等形成“三乱”,而“三乱”是导致“上不起的学”的最主要原因。在我县,学生一年比一年少。我有时在想,明明街上有卖作业本的,干吗教育行政部门要让学生统一订作业本?一个农民种麦子,一斤能赚五分钱就乐得不行,可一个小本就赚三角,这怎么比?搞教育产业的绝大多数都是有编制的正式教师,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教学?小时候上学两本课本就能上完一年,现在每年一个学生要几百元还不够。我的孩子上学第一天就带回来18本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前几天我孩子回家,学校强行给他们做学生出入卡,就是小卡上再印上照片,这事我最清楚,成本0.2元,学校却收5元。学生负担能不重吗,收入少的上得起吗。小时候条件那么差,上得起学,现在富裕了,老百姓的孩子却上不起学了。教室是政府给盖的,教师的工资是政府发的,学生交这么多钱干什么了?前些天,邻居下岗职工的孩子因交不起钱被家长逼着退学,我给她送去1000元,说这钱不用还,孩子竟然给我跪下。

在这里我可以说,教育产业的利润绝大多数是被吃了、喝了、泡了、送了、贪了。“净土”里的人一旦失去约束不比任何行业的巨贪手软,这些年教育界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的不在少数。如果天下人赚的钱让少数人垄断着赚,这一部分人就会暴富起来,但他是靠剥削别人致富的,更谈不上带动其他人致富。我今天揭示的只是存在在教育“净土”上的一点现象,希望全社会的风气正起来,让社会主义国家值得其他国家羡慕的人人都上得起学的景象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愈演愈烈的乱收费

近几年来,中小学乱收费屡净不绝,已成为社会顽症。根据国家计委公布的价格举报情况,当前存在五大热点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名列其中,投诉居高不下;一些地方中小学擅自收取所谓捐资助学费;一些学校乱办校中校,乱办特长班,以此为借口收费;一些部门和个人向学生派购学习用书,赚取高额差价等。据一项对京、沪、穗三市部分居民进行的调查,对目前教育收费的增长程度,有54.3%的居民认为增长过快,超出半数以上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已成为高档商品,成为高消费。据一所高校的学生处处长介绍,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统计,但来自农村学生的比例逐年下降已成既定事实。这中间有不少农村子弟是因为面对巨额的高校学费而望而却步,而更多的则是因为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使不少适龄儿童在中小学义务教学阶段就流失了。

教育学者孟繁华介绍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3000多万人,城市贫困人口1400多万人,共计近5000万人。另外,还有5000万准贫困家庭人口。这样两者之和就1亿人了。这些在贫困线上的家庭的孩子一年收取100元以内的杂费和书本费,尚可以艰难承受的话,略加抬高收费标准,这些孩子就有辍学的危险。中小学教育乱收费,直接违反《义务教育法》和有关政策,打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加重了学生负担,败坏了教育的声誉。它直接导致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或不安心上学,同时也引发了教育领域中腐败现象。而且进一步拉大了第二代的贫富差别,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一旦大量孩子失学,势必影响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谁来为义务教育买单?

教育乱收费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关系极大。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义务教育正演化为家长的义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由农民直接承担的。于是,越穷越收,越收越穷,恶性循环如此往复。曹洼是杂技之乡吴桥县境内的一个小乡,这里老师们的工资实行的是乡筹县管,由乡里统一收取费用交给县财政,再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到老师手中,全乡有280多名教师,每月光教师工资开支这一项就是23万元。对这个没有什么工业企业的乡镇来说,光教师工资就要占到乡财政的大头,更谈不上教育发展经费了。这里的小学大都实行乡村联办,几个村办一所中心小学,因为没有经费,学校的大事小事都得去找村里解决。而学校增加仪器、维修校舍等改善办学条件的费用最终都得摊到村民头上,一些村民说,一年到头辛苦挣来的钱大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身上,根本不敢奢谈消费。

■反思:乱根在上?

学者孟繁华说,许多地方出现教育乱收费,有些根源在上面。我国基础教育实行“校长负责制”体制,其基本含义是对学校有人事和财务的大部分处置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些上级主管部门把学校当成自己的“腿”,当成自己的附属物,任意摆布,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靠行政命令向学生乱摊派也就不奇怪了。教育用品需要一定程度的统一,但关键是要遵纪守法,按规则行事。

乱检查、乱评比、滥达标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育“三乱”的蔓延。为迎接上级检查验收,一些地方不顾自身经济实力盖起了气派的教学楼和漂亮的运动场迎接“普九”,结果当地学生就得面对诸多杂费。有的学校为了早日实现“校校通”,突击购买微机,结果学生纷纷反映微机教学费收取过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去年,河北省用于“普九”、“普六”、“小康”等达标升级活动所形成的债务负担为村级119746万元,占村级负债总额的15.8%;乡级为105691万元,占乡级负债总额的24.l%。如巨鹿县全县共有17个乡镇,因“普九”达标而负债1892万元,占乡级负债总额4747.84万元的39.9%。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杨文良长期从事农村税费研究,他呼吁应尽快取消各种项目繁杂的达标、验收活动,以杜绝那些图虚名而招实祸的蠢事。

■遏制权力寻租空间

当前学者对“教育产业化”问题争议很大。主张教育产业化的人士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来临,将“产业化”引入教育领域,不仅可以摆脱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能够开拓教育发展的新领域,符合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对人士则认为,承认教育是产业,但不能笼统的提教育产业化。公办义务教育属于“公共物品”不能产业化,而其他公办教育则属于“准公共物品”,只能部分产业化,只有私立学校和一些技能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教育才可以提产业化。孟繁华认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全面按产业化运作。对此,国际上有许多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在明白产业化内涵、方向和目的究竟是什么的基础上,逐步实施。不应曲解教育产业化,更不能把教育产业化视为收费。基础教育不宜提教育产业化。否则,“权力寻租”的空间加大,十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产业化不能等同于“商业化”。把教育产业化理解为多收费、盈利是极其错误的。

孟繁华认为,要遏制中小学乱收费要从制度层面入手,上下结合,才能根治。以下三点对于解决教育管理的一系列问题是重要的。

首先,教育决策结构应从集权走向适度分权。我们过去习惯于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教育管理,为了在环境变化加剧、非程序化决策日益增多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教育决策系统的活力,必须使教育组织从集中的单一的决策中心,发展成为多级多个决策中心,走教育决策权逐步分散化的道路。

第二,教育决策信息结构应从层次式转向网络式。层次式结构是一种与组织权威等级结构重合的结构,其信息的集中度高,结构简单明了,但信息容量有限,传输速度较慢,只能适合环境比较恒定的教育组织状态。随着教育环境变化加剧,教育决策结构分散化的发展,教育的信息结构也应从层次化结构向网络化的方向转化。

第三,教育决策的动力结构趋于从控制型转为自主型。我们现有的教育决策动力结构大都是控制型的。这类动力结构是以“自上而下”的控制序列为前提的,其差异只是表现为控制方式不同。自主型动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实现分散化决策结构的要求,赋予教育组织各级决策中心以应有责任,让他们拥有充分的决策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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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m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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