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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警匪勾结杀人案中刑警队长的罪与罚

2012年03月31日11:39三联生活周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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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处弹眼。卞礼忠死了,罪名是持枪、抢劫、敲诈。

三年后,从看守所出来不久的陈信滔将自己受卞案牵连、被拘三年以及此案复杂的冤情写成申诉信,寄给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申诉书寄出仅一周,陈接到公安部的电话:“你的信,周部长已经做了批示,你所反映的情况特别重大,请你近期不要离开福州。”电话这端的陈,一瞬间,“号啕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再来回忆那一刻,放下电话,陈信滔当时跟家人说起此事,突然心生疑问:“有这样的好事?”一家人反复讨论分析的结论竟是:“这是不是对方从北方请来的杀手?”第二天,陈信滔换了两处见面地点,将公安部来人约在了人多的茶艺厅,并且让妻子先去接触……果然,公安部警官说,“你很幸运”。

一系列的幸运,终使此案真相得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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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是一封申诉书与一个批示“直接因果”而导致的结果;但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观察,更真实的背景是制度建设——公安部与新部长的“从严治警”。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上任一年之际,接受中央党校《学习时报》采访时(2003年10月15日)曾分析:“但是,也必须看到,当前公安队伍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极少数害群之马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公安队伍形象,破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周永康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坚决查处公安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把他们清除出公安队伍,切实维护公安队伍的纯洁性”。

又过了两年,今年5月16日,陈信滔所经历的那个大案中,两个伪造枪案现场的主角——福州市晋安分局原刑警大队岳峰中队中队长郑军、晋安分局原刑警大队大队长刘雄,一审分别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与死缓。

那一天,枪案

2001年2月20日。

过去,每逢将亲戚朋友送到福州鼓山涌泉寺烧香拜佛,陈信华总在门口停下脚步——“我不信那个”——在寺外坐下来抽烟等人。这天之后,陈信华变了,“我真的相信命运了”。与他一道改变的还有他的弟弟陈信滔。他们,还有很多人的命运,也从这天开始转折。

这天下午(2001年2月20日)14点多,徐承平启动桑塔纳,离开自己的公司安祥企业,出门右转上长乐北路,往岳峰派出所相反的方向左转走塔头路,再右转六一北路……一路往西往北,目的地是福州公安局晋安分局。对福州人而言,这段路大约四五公里,不算近,开车大约要20多分钟。

之前,徐承平给晋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雄打了个电话,希望刘能够等他。他在楼梯上碰见了刘雄,“我来报案”。刘雄将徐领到接案民警值班室,自己也坐了下来,“‘歹仔’卞礼忠持枪敲诈勒索我50万元,今天是最后期限,要么付钱,要么‘坐轮椅(被打断腿)’……”刘雄离开值班室,向上级打了个电话,得回要深入侦查的要求。

看起来,徐承平与刘雄至少不陌生,徐报完案直接进入刘的办公室。更直接地,徐问,“卞礼忠这样能判几年?”

“这样的敲诈勒索,最多不过10年。”

“怎么会是敲诈勒索?对方有枪不是抢劫吗?”

“有枪不一定就是抢劫,只有持枪威胁并当场拿走钱物的,才是抢劫。持枪威胁,事后拿走钱物的,那只是敲诈勒索。”

“能不能按抢劫定,多判他几年。不然我就完了。”

“我认为是敲诈,最后由法院定。”

徐承平走了,但一会儿又给刘雄打来电话:“这次无论如何你要帮我。对方有枪,能不能将他击毙?”

“你怎么知道对方有枪,到时候没有怎么办?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

……

“你要帮我。要不我叫王局长(福州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打电话给你。”

又过一会儿,还是徐承平,“我给王局说了,他说可以,他会交待”。

随即王振忠电话打给刘雄:“徐承平的事你知道吗?对方是坏仔,身上有枪,按规定可以毙掉。”刘回应道:“有枪的话,我会按规定办。如果没枪,我没有办法。”“对方应该有枪,没枪就算了。”王振忠答。

这时,卞礼忠与冯文虎、林季援正在家里打麻将。他的女儿才刚刚出生7天。自女友怀孕后,卞礼忠便很少出去,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陪她。下午16点钟左右,卞礼忠要出门,看到女友已经在卧房里睡着了,怕吵醒她。卞没有进房间取自己的包,一分钱没带就出了门。出门时,卞告诉家人,他晚上18点多会回来,然后和闽侯来的朋友一起吃宵夜。

女友睡醒已快19点钟了,她电话打给卞礼忠,那头音乐声很吵。卞告诉她,在“三田卡拉OK”店里,和店主王姐,还有几个朋友坐在包厢里唱歌聊天。

刘雄进入工作状态,徐承平又来电话,希望刘不要让任燕榕进入此案——晋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任燕榕,徐说,他“与卞关系很好”。这个要求,刘遵从了。随后,刘通知晋安分局重案一中队与岳峰刑警中队待命,准备今晚行动。

刘雄带着办案警员去安祥旧车交易市场踩点。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刘交代徐承平,“这里是车场,大门晚上要开着,方便我们进去;把车场内的人员清理干净,如果有人来找你,不是当事人,要让他迅速离开;要注意自身安全,要想办法离开办公室,如果离开时,卞礼忠在里面,出门时就用手摸一下头发;经理室附近的车辆车门打开,方便埋伏”。

卞礼忠全身有47处枪眼

与正常轨道并行的事实是,离开车场,徐承平给刘雄的电话来了:“枪保证没有问题,卞礼忠肯定有枪的。如果没有,我会准备的,到时你们把他击毙。”王振忠的电话也来了:“枪的问题,你不要考虑,卞礼忠肯定带枪,你们到时把他击毙,反正你们没有责任。”

与往常没有太多异样,安祥旧车市场徐承平的合伙人陈信滔正常时间下班,回到家里十分疲惫,吃过饭,又觉燥热。福州二月,也算是这里最冷的时间。平时一般都是凌晨1点多

钟才入睡的陈,决定上床睡觉。这时才晚上19点多钟。睡不着,起床,陈开车离家,去找自己的朋友。在路上,陈接到车场工商所副所长徐丁光的电话——平常一般吃过晚饭很晚才从车场回家的徐,当晚被徐承平通知早点回家。“你要我办的事我办不了了,你跟徐承平的纠纷很复杂,弄不好,全都完了。其实我很笨……”听到徐丁光的口气已跟以前完全不同,陈更燥了。到了战友家里,大家说打牌,不要接电话,于是约定把手机全部关了。平时从不关手机的陈信滔,只好跟大家一样,把手机关了。

这天快下班前,车场里的朋友来找陈信华。对方道:你们跟徐承平吵架,很麻烦的。你们还是想办法把车放到别人的地方去,否则弄不好,什么都没有了。陈信华离开车场,开着自己的富康车,跑到他过去开录像厅的地方,找到他朋友的餐厅,坐下来吃饭。吃过饭,陈信华又开车回安祥车场,在车场里逛了一圈,看见自己跟弟弟的那些车还在,放心走了。陈还是没回家,找了家小酒店,一个人喝闷酒。那晚电视剧挺好看,陈边喝边看,电视剧完了,酒也喝完了。回到家中,取下手机,看电池还有没有电,很奇怪,手机竟然关机。什么时候关的?难怪一晚上没有人打电话。

晋安分局重案一中队,岳峰刑警中队警员,集中到了岳峰派出所,刘雄介绍车场位置,并把人马分成两批,一批进入车场,准备行动,另一批在市场外,以防对方接应。接下来,警员领枪。除了手枪,此次行动还配有冲锋枪。一位领到冲锋枪的警员测试枪械,竟然走火,把大家吓了一跳。刘雄给这位警员换了把六四手枪。

出发前,岳峰刑警中队中队长郑军问刘雄:“那件事,徐承平有没有跟你说过?”刘随口道:“有啊。干吗?”“没有,没有。我明白。”

晚上21点多钟,警员在车场埋伏就位。郑军领队的警员坐在一辆12座的面包车里,离事发办公室十几米,可以观察办公室进入情况及部分办公室里情况;另外一辆面包车停在安祥车场大门对面马路旁,做外围接应。很意外,作为现场指挥的刘雄,把自己的桑塔纳停在了车场离事发办公室稍远的位置。

晚上20点左右,卞礼忠的手机响了。王姐听到卞礼忠说:“我开头约你,你又说没空,现在我在我姐这里玩,要不等明天再说。”半小时后,卞的电话再次响起,“你已经托‘流鼻瑞’(谢先生)、‘依大’(郑国英)跟我讲了,但你也要拿一个面子给我,我也有一个交代”。又过了一个小时,卞接电话:“你也托人跟我讲了,拿十几万元钱给我,我没有答应,但是我朋友讲的有道理,有合同,有协议……我这是替朋友做事情,要有一个交代,要不等明天再说。”

20分钟后,卞礼忠接到第四个电话。卞问:“你人在哪里?我15分钟后就到。”说完要走。朋友怕卞礼忠与人吵架,劝解一番。卞说:“没有吵架,是一个朋友的事情。”走了一半,卞礼忠又想起什么,扭头对王姐说,他想办完事之后请几个朋友到“横滨之恋”吃宵夜,但忘了带钱,王姐于是从抽屉里取出一万块钱,卞礼忠接过后装进西装内袋。

王姐把卞礼忠送到楼下,卞指着对面停在路旁的一辆桑塔纳说:“我车后有一只穿山甲,等一下你也一起去‘横滨之恋’吃穿山甲。”然后带着林季援与冯文虎走了。

林季援开着卞礼忠的黑色桑塔纳,与卞一起到了徐承平约定的安祥旧车市场门口。卞让林季援与冯文虎呆在车里,“预防对方叫坏仔来”。

一会儿,徐承平与自己的副手林密开车到了安祥,但车场大门已经锁上。林密爬过大门去叫看门人开门,徐承平开车进入院子、卞礼忠则与林密一道走了进去,在办公室里坐定,林密为双方泡完茶,徐承平说,他要和卞礼忠谈事情,让林密回避一下,林密于是开车回家。

一直呆在车里的林季援发现安祥马路对面的面包车,以为是徐承平找来的坏仔,让冯文虎带上枪向后走,观察周围有无动静,以防万一。冯文虎揣着上了膛的枪,一路走,走出近一公里,到了海军招待所。

……

徐承平离开办公室,走到门口,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刘雄用对讲机命令行动。郑军最先冲下面包车,隔着玻璃幕面,郑以及他的警员举枪对准房里的卞礼忠。没有任何调整,郑开枪了,接着枪声响起一片。随即赶到的刘雄叫道,外面还有接应,警员掉头冲向车场大门。刘进入室内。室内只剩郑军与沈警员,刘问:“搜到什么?”沈答:“搜了,什么都没有。”看见卞礼忠手臂仍有抽动,郑军举枪连击两发。25米靶的手枪实弹射击,能够中三靶的郑,相信自己这两枪全部击中卞。郑命令沈警员到门口守卫,郑从自己腋下取出一把仿六 四式手枪,轻轻放在卞礼忠倾倒的身旁。走近卞的刘雄,发现他身边有一包钱,从中抽出一叠,洒散在卞的四周。

在路上无聊走着的冯文虎看见桑塔纳开过来,开车人的发型、脸型与林季援都很像,于是放心地上前拉后面的车门,正在这时,后面车门一下子从里面推开,一下子冲出来好几个人把他按倒在地,冯以为来的是徐承平的人,回过头来看有枪顶在头上,是警察。早几分钟,林季援也被捕了。冯文虎这时也才明白,之前那些他以为坐在车里的徐承平的“坏仔”,原来是早已埋伏好的警察。

刚刚进楼准备开门的林密接到徐承平的电话,说卞礼忠掏出枪来要抢他的钱,刑警队赶到,把卞礼忠打死了,徐承平让林密马上赶过去把已被枪打得粉碎的办公室的玻璃换掉。早早就回家的徐丁光也接到电话,让他赶紧回到车场。

安祥旧车市场,平常每晚都有8个人守夜值班。这晚很奇怪,住在车场交易大厅里的电工宋金钿夫妇,只发现一个保安在车场。那阵枪声惊醒了他们,他跟妻子爬起来,躲在复印机后面往枪响地点偷窥,只有一些人进进出出,看不出所以然。又上床睡觉,还是不放心,十几分钟后,他又和妻子起来,还是躲在复印机后面,看了一会儿,只见闪光灯闪个不停。

也住在车场打扫卫生的看门人黄云根夫妇听到枪声,吓得不行,赶紧找椅子把门抵死,爬上床。但他的门还是被林密叫开了,对方从他手里要走陈信滔办公室的钥匙,开门,开保险箱。警员要求黄跟着他们去派出所做笔录,黄很害怕。“我又没有做任何坏事,我只是一个做卫生的,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去公安局?”黄仍被带走,整整两天,48小时后,黄被放回。

4点多钟,宋金钿又起来了,这次他看见徐承平、林密、徐丁光正在指挥公安拖车将陈信滔的汽车一辆辆拖走。

一切停当后,徐承平给调停人谢先生打了个电话:“谢总,对不起,卞礼忠刚才在车场被击毙。”谢很漠然,说,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有什么对不起的。说罢挂掉。稍后,徐承平到岳峰派出所做笔录,先前跟别人说陈信滔、卞礼忠敲诈50万元,在此次笔录里变成了150万元。

在朋友家打牌,未睡在家的陈信滔早上起来,开车准备上班,手机响个不停:“卞礼忠被打死了!车场里的车全部没有了!”吓出一身冷汗的陈,停下汽车,转过头朝车场相反的方向,往别处开去。想想,真庆幸,没有开手机。如果那晚开手机?如果也被徐承平叫去现场?还会有命吗?

后来,卞礼忠的哥哥在停尸间见到卞,数了数,全身有47处枪眼。-

(记者 李鸿谷 李菁 摄影 关海彤)

当事人 什么样的危险?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带枪,而且故意向人炫耀时——林季援说,主要是为了“装派头”,向对方显示实力。记者问陈信华:“你看见过卞礼忠自己带枪吗?”回答是没有,“他的身份,已经不需要这个了”。暴力符号,彰显的是另类身份,而这另类身份,也有等级之别。

“我们家里很困难,是船民,比工人还苦。”在对湖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卞礼彬是卞礼

忠的大哥,也是卞家6个孩子的老大,54岁的卞礼彬比最小的卞礼忠整整大16岁。他说,父母早年都从事水上运输,“就是往那种15吨船上搬沙子、鹅卵石的那种工作,十分辛苦”。家里6个孩子,连同父母,8口人的家就安在一条小船上,一直到1985年左右才迁到岸上。

“我们几个小孩子从小就帮助父母做事。”因家庭困难,卞礼彬12岁才开始上小学读书,而高中毕业的他也是卞家接受教育时间最长的一员,他的3个妹妹则根本没念过书。1968年出生的卞礼忠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

因年龄差距,卞礼彬与弟弟相处时间并不多,对于早期的弟弟,他只是一再说,“青少年时期比较调皮”。

16岁,卞礼忠有了第一次案底。据卞礼彬说,那一年卞礼忠和几个朋友去看电影时与别人产生纠纷,因动手打架被送进看守所拘留。这本是件不大的事情,但结果,卞礼忠的命运却像被推倒第一张的多米诺骨牌,一步步朝着另一个方向滑去。在看守所,一个人被打死在号房里,所有参与者都被重判,刚进去的16岁的卞礼忠也难逃其咎,获刑5年。卞礼彬说,他原来想在弟弟出拘留所后,“毕业证稍微弄一下”,送他去当兵,但卞礼忠自此已经与传统的主流社会分离了。

1993年,卞礼忠再一次因打架而被捕。卞礼忠一方中的一员被另一方用枪击中而死,卞礼忠被判9年。在监舍里呆了几年,被假释出狱。

还在假释期间,卞礼忠为何介入这场纠纷,并最终丧命?从时间与环境看,多少有些意外。

“什么叫黑社会?凭什么说他是黑社会?”30岁的徐丽蓉眉毛高挑,说话语速非常快,走进卞家,面对记者,徐丽蓉开口全部是疑问句,而且语气有一股愤怒。在福州多年的生活,已经听不出她的东北口音。如今,徐丽蓉带着5岁的女儿,与从黑龙江过来的母亲、弟弟一家住在一起。这幢房子在福州的中心地带,是卞礼忠当初装修准备和徐丽蓉结婚用的。

来自黑龙江的徐丽蓉很早便到福州闯荡,1999年认识卞礼忠。第二年,徐丽蓉怀孕时,两人忙着装修房子,徐丽蓉说,他们想按当地习俗,在给孩子办满月酒时候一起补办婚宴。虽然并没有法律上认可的与卞礼忠的婚姻关系,但徐丽蓉仍习惯称卞礼忠为“老公”。

卞礼忠出事那天,他们的女儿才刚出生7天。徐丽蓉说,实际上,那几天的福州110新闻,已经播放了这起“2·20”特大案,“持枪抢劫,死有余辜”。只是没有人敢告诉徐丽蓉发生了什么事。她打电话找卞礼忠的朋友,对方告诉她,“礼忠开车在三明被扣了”,徐丽蓉奇怪,卞礼忠离家那天连包都没带,怎么也不打电话?第三天,徐丽蓉记得很清楚是正月二十八,几个朋友过来看她,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人没憋住,“礼忠走了”。

显然,这时候,卞礼忠正处在自己人生的特殊时期。

卞礼彬描述这一时期的弟弟卞礼忠,身上并没有通常所见的刺青,学会了开车、电脑,还会些英语。在卞礼彬眼里,这个弟弟甚至被形容为“有些像高干子弟”。

没有卞礼彬与徐丽蓉这么近距离观察卞礼忠的机会,同时又无亲情之缘,一般人未必完全这样看待他。陈信滔解释自己跟哥哥陈信华的关系“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好”,很简单,自己的生意全让他给搅了。但陈信滔仍然理解哥哥找“社会上的人”出面来解决此事的心理。对于已属非常克制公允的陈信滔,对卞的描述已经很明确,“社会上的人”。在福州人的一般称谓里,这些人叫“坏仔”,或者“歹仔”。

陈信华诚恳地向记者解释说:“当时我确实是想让卞礼忠进来经营车场。反正弟弟也不做了,我要继续做过户生意,必须靠着一个人啊!”而后来,陈信华观察,“卞自己的确也想进入车场经营,谁也挡不住他。”或者陈信华的解释对于卞是成立的,但去进行商业谈判,在公众场合有意显示自己有枪,这已经为自己身份定了位,并制造了“危险”。后来,被反复渲染的“卞礼忠上厕所都有两个保镖跟着”,虽然冯文虎在接受采访时断然否定,但它在逻辑上符合手枪符号所带来的心理想象。

似乎卞礼忠已经度过了用暴力符号彰显身份的阶段,接办过此类案件的警官解释说:“对于卞,有人请求帮忙,这才是积累自己声望的机会。你有事找到我,我搞定这件事,要的不是钱,而是要你欠我一个人情。未来我有问题再找你,你一定会帮到我啊。”

与卞礼忠是邻居,彼此认识多年的冯文虎,想了一会儿,如果找词来形容卞礼忠,最后他说,“(卞)像梁山泊里的人”。

卞礼彬承认弟弟在外边“有名气”,他认为这种名气是卞礼忠为人仗义、讲信用换来的。卞礼彬说,弟弟死后第二天,曾与卞礼忠一个监狱的“狱友”,“听说忠哥出事”,半夜三更找到卞家,跟着他们一起跑到医院看放在冰棺里的卞礼忠。狱友说,自己在监狱里曾大病一场,“号长”卞礼忠给他很大照顾,跟别的“号长”不一样,所以一直对卞礼忠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我弟弟去世后,连续几年,每到他祭日,他的号友都在监狱里放上干饼之类祭祀的东西,在监狱里纪念他,做人做到这份上,也说明我弟弟的为人”。

5年后,面对记者,谈及自己的女儿,徐丽蓉说,她已经5岁了,经常缠着她问爸爸的问题,她骗女儿说爸爸出国了。因为没有与卞礼忠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徐丽蓉无法以她名义申请民事赔偿,而只能以女儿的名义起诉。

问现在徐丽蓉以什么谋生,徐丽蓉简单地回答,做些小生意。“我还能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要文凭,去做服务员?不是给我老公丢面子吗?”徐丽蓉一边深深吸了一口“中华”,一边用有些挑战的眼神和语气反问。这时候的她,似乎真的有点符合想象中的“老大的女人”的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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